大理灭门案再审宣判张满无罪
这是一桩时间过去近30年、当年所谓的“目击证人”几乎集体翻供的案件。
1989年12月14日，云南省大理市七里桥乡下兑村（现属大理镇）发生灭门惨案，村民王学科一家四口被杀，其中包括他不满10岁的一儿一女。两天后，尸体被发现，警方介入侦查。据案件资料和当年接受问询的相关知情人称，案发后一段时间内没有锁定犯罪嫌疑人，直到5年后，“凶手”、村支书张满被抓。
1997年，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认定张满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无期徒刑。判决书称，“张满杀人手段特别残忍，情节特别严重，社会危害极大”，同时写道，“鉴于本案的实际情况，应酌情考虑从轻处罚。”
张满被抓后，一直在喊冤，称遭刑讯逼供做了假口供。他上诉、申诉。1999年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。经减刑，张满于2018年结束刑期。
2019年，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建议，认为“原生效裁判认定张满故意杀人的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”。
这让张满看到了希望。他今年75岁了，称自己“活着就为等一个清白”。他坐在院中向本刊记者讲述了数十年的经历。这个建于1980年的院子，曾经是下兑村上最好的，如今已是最破败的。这个家庭被时间包裹着，停滞在当年。
旧案似乎无人愿意提及。《南方人物周刊》找到当年明确写在案件资料上的参与办案的人，对方称自己当时未参与案件，委婉拒绝；本刊记者前往当年办理案件的各级机关采访，截至发稿均未得到回复。
血案
“死人啦，死人啦，”张凤兰的哭声打破了下兑村的寂静。
下兑村离大理古城不足5公里，与大理市区隔洱海相望。纵横的道路连接起村庄与外面的世界。上世纪80年代村里有些人就到外面闯荡，新鲜的话题在这里被广泛谈论，但从没有命案。
时任下兑村支书张满正要去村公所上班，村民张玉华刚把两口袋衣服装上摩托车准备去城镇卖，听说杀人了，都匆匆往张凤兰大儿子王学科家赶。张凤兰正时断时续地哭着。
血腥味从屋里向外渗。张凤兰儿媳妇赵丽英的尸体横在床边，7岁的孙子王高能、4岁的孙女王高田倒在床上，身上盖着大红色的被子。
村民越聚越多。眼看张凤兰瘫在地上，张满让张玉华把她从二楼背下来，又派几个村民守住大门、保护现场，之后骑上自行车到村公所报警。
▲张满当年就是骑着这辆自行车去派出所报案的
七里桥派出所、市公安局、州公安局的警察很快赶到，在院子的井里发现王学科的尸体。
根据当时的在案资料和多名在场村民的事后回忆，警察在现场发现了血脚印、血掌纹以及几缕头发。现场有张桌子，上面摆着两个酒杯、碗筷，像是曾经宴客，一些柜门被翻开，丢了辆野马牌自行车。
这天是1989年12月16日上午，警方推断王学科一家被害时间是12月14日夜晚。
多位村民对本刊记者的回忆串联起那两天的场景。14日下午，村民张利祥看到王学科买了点肉，后来又有村民见到赵丽英出来买酒，似乎要招待客人。
当晚下了一场雨，很快停了。村民赵凤泽回村时，月光已亮亮地照在路上，见到有个男人慌张地骑自行车从村里出来。
车道窄，赵凤泽下车让路，注意到男子背了个黑色的手提包，包内胀鼓鼓的。男子30岁左右，脸比较圆，中等个子，戴蓝帽子，穿蓝衣服。
15日，同村本家有人盖房子，邀请大家中午、晚上过去吃饭，这是当地的习俗，王学科也被邀请了。
村民杨炳负责写礼单，直到15日晚上，没看到王学科，他问一旁的王学科的爷爷，人怎么没来。爷爷说，“不来就算了”，没人想到当时其一家已惨遭杀害。
直到16日一早，灭门惨案的消息传遍全村，这在大理市乃至云南省都绝无仅有。村民杨瑞仙与王学科家是邻居，她家当时刚盖好房子，还没装门，案发当晚抱着女儿躺在床上，正好能看到王学科家的后窗。
她后来对警方回忆，那天晚上窗帘是拉着的，看到有根棍子影挥了下，以为是小两口打架，之后大约5分钟，灯灭了，也没传出别的声响，她没在意。
神秘的客人是不是凶手？夜里骑车的男子是不是凶手？他们是不是同一个人？猜测和恐慌在村里蔓延，更深的伤痛淹没了王家人。
张凤兰想“吓住凶手”，经常白天在院中大声叫儿子名字，在屋里挂块肉，透过窗户看到肉左摇右晃，不少小孩子被吓哭。
围绕案件的侦查快速展开。村子里的小伙子，尤其是有点偷鸡摸狗案底的青年，都被叫去问话。时隔三十年，当年被问话的一些村民向本刊记者回忆，他们被叫去按手印，脱下鞋在细细的沙子上一圈圈走，比对掌印、脚印。包括张满、张玉华在内的当天去过现场的人，也在16日下午第一时间配合公安机关盖了手印、脚印。侦查紧锣密鼓，却一直没有结果。
当时，村支书张满和王学科的父亲王世明关系不错，村上的很多人都能证实这一点。张满当过兵，做过民办教师，又是村支书，在村上属于有点见识的，还曾经教过王学科。出事之后，他也帮着王世明回想可能与谁结下仇怨。
在村民眼里，王学科是个老实巴交的人，媳妇也守规矩，不像是仇杀或者情杀，一家人都是安分过日子的。
王世明在村上小有名气。上世纪80年代，他在外面搞建筑队，成为村里第一批富起来的人，因为经济往来与一些人结下仇怨。有些村民觉得，可能是王世明的仇人害了王学科一家。
侦查没有了方向，警察来村里的次数逐渐变少，半年后不再来了。面对村民对缉凶的疑问，当时大理州公安局的某杨姓警察无奈地说，“坟墓里的人钻出来作案，我们查也查不到。”
▲张满在自家的老房子里
疑凶
惨剧在亲人那里，一刻不曾忘记。
王学科的岳父赵砥柱不断写材料、上访。信中写道，“这样重大案件得不到侦破，到底是什么缘故，我怀疑其中有什么弊端。”
他一遍遍述说亡者的遭遇：王学科28岁，会开车；赵丽英是他的小女儿，在家务农，安守本分，还会绣花；外孙与外孙女尚幼，却发生如此血案。他也讲述生者的悲痛，一家人从天黑哭到天亮，“就连看到的听到的广大人民群众无一个不落泪，无一个不悲痛。”
如今，赵砥柱与王世明已去世，更多内情外人无从得知。资料显示，赵砥柱写的这些材料后来被转给大理州公安局，案件得到重视。
1991年1月，案发两年后，王世明在公安局第一次提到后来被认定为“凶手”的名字：张满。
案件资料显示，当时王世明称是“臧玉、李某请杀手干的，张满也参与了”。王世明提到了与臧玉的经济纠纷，在陈述与张满的关系时，称两人曾在80年代初有矛盾，但后来关系一直不错，并常一起吃饭。
2020年12月，张满对本刊记者解释王世明突然的怀疑。他回忆，臧玉和王世明原本是结拜兄弟，关系不错，案发前王世明曾向臧玉借钱，臧玉没借，两人关系变差。案发后，张满与臧玉碰上，臧玉请张满转告王世明，“家里出了这种事，得借给他钱，想什么时候还都行。”
张满转告王世明之后，惹来王的不满，责怪张明明和自己关系好，为什么帮臧玉讲话。张满与王世明的关系由此变差。
1994年10月，王世明到七里桥派出所反映情况，直接说“张满杀了我儿子王学科一家四口”。这是张满第一次被视为“凶手”。
王世明向警方讲述，案发后他在村里调查，听说村民杨汝舟知道情况。杨汝舟告诉他，案发当晚在院儿闲（当地方言，“闲逛”的意思），看到张满走去王学科家，喝酒碰杯时，又看到王学科的鼻子被碰烂，喝完酒后，张满用一块条石把王学科一家杀死了。
2020年12月，本刊记者到下兑村采访，发现当年杨汝舟住处与王学科家相隔数十米，是斜对门，因地势原因，从杨汝舟家根本不能看到王学科一家的情况。
杨汝舟与张满的矛盾是村里人都知道的事情。案发前几年，当地发生了一桩滇西盗烟草案，主犯是杨敏。彼时，杨汝舟的妻子字月香长期在外，是杨敏的“姘头”。警方通缉杨敏，并向时任村支书张满打招呼请配合。因为本家关系，字月香叫张满一声“老表”。
几个月后，字月香回村。当天中午，张满到村公所用手摇电话打给公安局称，“鱼在池子里了。”因旁边有人，张满不敢把话说明白。
张满觉得自己在本村要接着过日子，不想生矛盾，跟公安机关讲要保密。公安机关让他带着到杨汝舟的院子。张满说，“你们抓完人就走了，我还得继续在这里过，我请治保科的人带你们去。”
当天夜里，公安把杨汝舟的院子围起来，原想抓字月香，意外发现杨敏也在，一举抓获。不久，杨敏被枪毙。字月香后来问张满，“老表，抓人你要告诉我一声嘛。”村上没有秘密，字月香知道是张满报信。杨汝舟与张满自此结仇。
王世明反映情况后，围绕张满的调查展开了。村民再次被三三两两带去问话，问王学科一案的情况，也问张满情况。村民察觉到，张满可能与此事有关。
同村村民杨炳当时做着缅甸玉石生意，私下问张满，“是不是你干的，是的话，我把你送走。”张满呵斥，“当然不是我干的。”
时隔多年，杨炳告诉《南方人物周刊》，杀人的传言到了张满耳朵，他们商量着要不要去告王世明。张满因为案件侦查和办案的人有一些交流，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当时在检察院工作的一个人，对方称，“王世明疯子一个，不用理他。”
1994年12月20日，张满与妻子张玉吉、儿子张银锋要到3公里外的亲戚家参加嫁女喜宴。还没开席，警车到了，张满被戴上手铐带走。他随即得知了自己的“罪行”。半小时后，张玉吉和张银锋也被带到大理市公安局。一家人的生活自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▲当年发生灭门案的房子
证据
时隔5年，公安机关让张满回忆案发当晚在做什么。
张满称，他那天白天和村干部一起量地基，中午和晚上在村民张立孝家吃饭，这种活动一般村民会凑点钱，安排一家招待。村干部在村公所有宿舍，每人一间，有时候在村公所值班睡，有时候回家睡，喝多了经常几个村干部聚在一起，都住村公所。
直到今天，张满都记不清楚自己那晚住在哪里。张玉吉帮着回忆，那天张满是在村公所住的，同去的还有村干部赵体昌。赵体昌最初的供词也表述了类似的情节。
从被抓到刑满释放，漫长的羁押岁月里，张满只做过一份有罪供述。那是在被抓后第8天，他承认自己杀了王学科一家四口。
在那份有罪供述中，杀人动机是与王世明“有仇”，他买了专门的衣服和鞋子去杀人。张满穿43码鞋，案发现场的血脚印是39码，他称自己“把鞋划了个口子”。
此后，案件移送检察院、交由法院审理，包括之后漫长的申诉过程，张满坚称当时遭到了当时大理市公安局刑侦队警察的刑讯逼供。
张满在申诉中写道：“被抓后，我被铐在有挡板的椅子上，除了上厕所不能离开，被人用木棒打在身上，烟头烫脖子，开水倒在脖子上，手铐打头，头打烂掉。”
被抓3天后，张满被断粮断水。张满告诉监管，”我以基层人民代表（七里桥乡人民代表）身份强烈要求见检察院。”
5天后，警察对他说，“张满，你扛得住，你的儿子、媳妇扛不住，你的媳妇已经被送医院了。”针对张满在申诉材料中写的刑讯逼供内容，本刊记者多次联系张满提及的当事警察，电话与短信均未得到回复。
7天后的晚上，张满决定“交待”。张满称，无奈之下，编造了一份“假口供”，想着先把家人救出去，现场有那么多证据证明不是自己干的，以后还有检察院、法院，可以再说明情况。
他对本刊记者回忆，干警给他端来连汤带水的一小碗米线，大概有2两。他问，“怎么够？” 干警回答，“你4天没吃了，胃收缩，先给你一点，一会儿再吃。”
由于前期进过现场，也因村支书身份和办案人员打过一些交道，张满顺利“交待”了自己的作案过程。干警问他，作案时穿的衣服鞋子呢？
张满说，“捆上石头丢到洱海去了。”
“东西找得到？”
“东西在天上，你们上得去就找得到，上不去就找不着。”
后来，公安机关前往洱海打捞鞋子衣服，无果。
张满的妻子张玉吉和儿子张银锋也在同天被抓。张银锋回忆，已经记不得被关了四五天还是六七天，只记得自己一直在椅子上坐着，两只手被各铐一边，上厕所时才能解开活动。
警察曾对张银锋讲，“你爸都说了，你妈都说了，家里有血衣。” 张银锋当时年仅20岁，在家没挨过打，回忆称被警察扇耳光、拿脚踢。
张玉吉向本刊记者称，所谓的“血衣”，是案发后两三年时间，张银锋和王世明的孙子（王学科的侄子）爬墙折花，被围墙上的玻璃划伤留下的，白色的衬衣、裤子都淌着血，到村里找赤脚医生包扎。当时，张凤兰还特意来告诉张家，“你儿子跟我孙子折花，你儿子血淌下来多少。”
1994年12月28日，公安机关给张满出了收容审查手续。次日，警察准备带张满去指认现场。车子开到村口，一名警察告诉张满，“你给我好好讲。”
张满回复，“你把下兑村党员干部全都召集来，我会把这个案子讲得清清楚楚。”此时，妻子和儿子已经回家，张满决定把全部事情讲出来。还没下车，他又被拉回去，此后再也没有指认现场。
口供不止一份，新的目击证人出现。
同村村民杨汝舟与张双社均表示目击了张满的杀人过程。村民赵体昌的证词也在此刻发生变化，称原先为张满做不在场证明是假的，是张满要求自己做的，当晚没有和张满住在一处。
张满在2011年保外就医后，第一时间找了曾经是自己学生的张双社，考虑到涉及证据，还邀请了与张双社关系不错的一个人同去。
张双社表示，自己和父亲当时都被带走，如果不做“假口供”，就出不来，当时警察给他放张满的录音，说“他自己都承认了，你干嘛不说呢”。事后，张双社在一份录像资料中讲述这个过程，并手写了一份证明，证实自己当年做假口供。
2020年12月，本刊记者来到下兑村，在老年活动中心见到了杨汝舟。谈起当年旧案，杨汝舟表示，“记不清，不知道。”问到与张满是否有仇，他的态度一下子变差，“我有权利拒绝你的采访，我态度就这么一个。”但后来他又断断续续说，公安把自己带下去铐起来，不说就不让走。
张满和张玉吉后来去找过赵体昌两次。赵体昌哭诉，“（他们说）张满杀人了，你要是和他在一处，那就是你们一起干的。”本刊记者联系到赵体昌，他称当年的事记不清楚。
案件资料里能看到赵体昌曾被询问，“你回想一下我们问你的问题，你不讲清楚一下，你的问题就解决不了。”
案发后，张满作为村书记配合警察多次到现场。被抓后，有当时的警察称张满手上有伤，这成为后来认定他杀人的另一个证据。
而当时与张满同入现场的张玉华对记者表示，张满手上没有伤。当时来来往往那么多人，张满他们后来又去按指纹，有伤的话怎么可能发现不了？
审判
1997年3月25日，“王学科一家四口灭门案”一审在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开庭。当时，两名目击证人张双社、杨汝舟均匿名且没有出庭。辩论围绕着证物展开。
和张满一同前去案发现场的多位村民证实，案发后，王学科家中有宴客痕迹，桌上摆着两副碗筷、酒杯。“神秘客人”的痕迹似乎没成为侦查方向，可能留有指纹、DNA的碗筷、酒杯，此后并未在审理阶段作为证物再出现过。
墙壁上印着一个浅浅的细小血掌纹，与张满的掌纹不符。血脚印是39码，与穿43码鞋的张满不符。
张满记得，侦查阶段，他听刑侦队的杨宝忠（音）提起，足迹已让昆明的专家分析鉴定，现场有两个人的足迹，为不超过165公分、年龄在25岁上下的男子。
唯一能给张满定罪的证物，是一柄锄头把，上面的血型与张满的一致。这把由昆明医学院鉴定的锄头把和此前《现场勘验笔录》中的锄头把不一致。其中，鉴定的锄头把为137cm，而勘验的是134.5cm。此外，鉴定的血迹部位是在锄头把中部及上端，而勘验的是木棒头部。
张满的律师姜文信在一审当庭指出：庭审出示的锄头把不是当时案发现场搜集的锄头把，庭审出示以及鉴定的锄头把显然是为了证明张满有罪而人为伪造的。本案现场的杀人凶器有石头、菜刀、锄头把，这些凶器上都留有大量的指纹，鉴定结果也显示指纹均不是张满的，但法庭却只出示了唯一有张满血迹的物证锄头把。
张满告诉本刊记者，被抓后，他曾在1995年至1996年被5次抽血。他怀疑锄头把系伪造，后来才涂上他的血。关于锄头把长度问题，测量人员称当时是目测、有误差。案发后同在现场的张满并不认可，“他们的小箱子里什么测量工具都有。”
1996年3月28日，公安机关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将张满的儿子张银锋收容审查，直至1996年11月18日解除收审。1996年3月29日，张满妻子张玉吉也遭收容审查，直至1996年11月9日解除收审，原因是妨碍侦查。
张满回忆，需要几次连续稳定的“有罪供述”才能算认罪。由于自己的“假口供”只在同一时间做出，他经历了第二次“折磨”。1996年8月，他一直被铐在椅子上，除了上厕所，持续21天21夜，期间，大台灯一连七八天照着他的眼睛，灯泡后来都烧掉，组合音响也开到很大声，持续刺激耳朵。其他干警有看不下去的，有时候把音响和灯泡关上。
“搞死掉就搞死掉，不能再做假口供。”张满挨过21天，又被送回看守所。出来的时候，身上只有几个虱子，回去的时候，全身都生满虱子，用热水浇了好几次才好。
刑侦大队的教导员跟张满谈话，“张满，你关了二十几个月，性格一点都没变，你态度好一点，早就放回去了。”
“我没有罪，让我怎么态度好，8天8夜那次我做的是假口供，现场有证据，不是我张满干的，我反复说没罪，态度好就是你们说我有罪我就有罪？”
一审结束两年后，张满收到了审判长何晶平送来的判决书，判决书日期显示为开庭次日，即1997年3月26日。法院一审认定张满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无期徒刑。判决书称，“张满杀人手段特别残忍，情节特别严重，社会危害极大”，同时写道，“鉴于本案的实际情况，应酌情考虑从轻处罚。”
对于“实际情况”，判决书没有展开描述。1996年，张满家人收到一封扔到院子里的匿名信，信封印着“云南省公安厅”，落款为“同情人”，里面写道，“公安局领导内部对此案看法不同，有分歧”。
这份判决引发了三方不满，张满称遭刑讯逼供、自己没有杀人，提出上诉；王世明对量刑畸轻、民事判决赔偿金额过低（6000元）不满，上诉；大理州检察院认为“量刑畸轻”，提出抗诉。
1999年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。此后，张满在狱中不断申诉。直到2011年，张满因病获准保外就医、监外执行。2018年3月，张满服刑期满，解除社区矫正。2019年11月13日，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建议，建议重新审理该案。
破碎
张满被抓后，家庭，乃至整个村子出现了不少他不知道的变化。
最初，张满的多名亲戚（兄弟、侄子、侄女婿等）被先后被带到公安局接受询问，检验掌纹、脚印。
四弟媳妇杨瑞仙作为王学科的邻居，多次被拉去审问。后来她因惊吓过度患上尿失禁，听见小车的声音“心就提到嗓子眼”。杨瑞仙称，她听说一个秘方，把猪心戳三个洞，一个放红糖、一个放冰糖、一个放桂圆，煮来吃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恐惧才慢慢平息。
多年之后，杨瑞仙的儿子初中毕业，想去当兵，各项标准都通过了，却因为一纸举报信称“他的二爹是杀人犯”，参军未果。如今，这个渴望参军的男孩已变成中年男人，在当地做公交车司机。
当地警方一直没能找到“对得上号”的人，怀疑张满是和他人协同作案。下兑村有个婆婆和张玉吉关系不错，比张满小两岁，经常到张家串门。张满家的院子宽敞，有次她来晒玉米，不久后也被警察带走。
2020年12月，婆婆向《南方人物周刊》回忆，警察开车送她到村口，告诉她，“以后你不要去他家闲”。从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没人再去张满家。
张满的母亲久不见儿子，精神状态不好，一家人瞒着她，说张满到外面去开会，每次一有警察上门，张母就赶紧戴上帽子，躲到衣柜后面，大叫“坏人来了，坏人来了”。
张满兄弟姐妹7人，父亲在2011年大年初二离世。活着的时候，张满的父亲经常宽慰母亲，“不要怕，他会回来”。去世之前，父亲留了500块钱，交给张满的大妹说，“你二哥回来的时候，我可能等不到了，把这500块钱留给他。”
1994年，张满的女儿张银华尚未成年。张满被抓后，她打定主意不嫁人，等父亲出来。直到张满在狱中传信给她，“你嫁人吧。”出嫁那年，她26岁。
▲张满的女儿在父亲被抓的时候只有14岁，当年的情形对她影响甚大
被抓后，张满和妻子张玉吉有过短暂的相见。那是1996年的3、4月间，张玉吉从大理市第二看守所被提出来，在大理市第一看守所住了一晚。当时张满就关在这间看守所。第二天，张满和张玉吉，以及另外三人坐同一辆车转监狱。
路上车坏了，警察把张满和张玉吉就近送到七里桥派出所，两个人关在一起。张玉吉见面就哭，张满说，“不要怕，你哭什么，我张满没罪。”短暂的相聚后，他们被带到第二看守所，看守所回复“关不下”。两人车都没下，又让人拉走了。
1994年，在张满作出“有罪”口供后，案件尚处在侦查阶段，但风声已经传到王世明耳朵里。王世明在村里拉起横幅，控告张满是流氓。张玉吉忍不住出去跟他对骂。
想到当年转监时见到张满的样子，她比划着向本刊记者回忆，“胡子那么长，都到胸前了。”张满在一边补充，“没那么长，玉吉记错了，只有指节那么长，她当时吓坏了。”
申诉
羁押岁月漫长，张满一直坚持喊“冤”。
年岁渐长，他的身体越来越差，在监狱里做火柴、捡豆子、抠核桃、掐辣椒把儿。狱友劝他软一些，写个不能劳动的申请。张满拒绝，“我不求这些人。”
张满让狱友用针帮他在手臂上刺字，左边一个“冤”，右边一个“仇”。他在监狱里经常写材料，让狱警拿去寄。几千号犯人里，申诉的屈指可数。他们这几个申诉的，被认为是“反改造”，其他人就属于接受改造。
当时监狱考核采取记分制，包括生活、劳动、卫生、改造等，犯人得到200分可以记一个功，能获得减刑机会。凡是申诉的人，改造分为零，认罪伏法可以得20分。张满由于申诉，月月得180分，一直减不了刑。
直到2004年，监狱管理局出台新的考核办法。2005年，张满转为有期徒刑。2011年，张满因患病保外就医、监外执行。
出狱后，张满一直身体不好，住在岳母家。2015年，他感到身体有好转，和张玉吉回到下兑村，“我身体好点儿了，要回去办我的事。”
他假借看病，到昆明去找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，法院表示已经驳回，让他找最高人民法院。张满开始新一轮的“寄信”。
申诉信每次都是手写，足足有101封，底单密密麻麻，上面是生锈的军绿色铁夹子。信有的是寄到北京，有的是寄到昆明，收件单位很多，从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、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、云南省检察院等。
张满每个月都会寄一次材料，普通挂号信一封八九元，特快信得21元一封。他家里经济条件不好，这些底单基本是普通挂号信。
2018年5月，由于案情的诸多疑点，云南省检察院介入此案，进入复查阶段。2019年11月13日，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建议，建议重新审理该案。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显示，经复查认为，原生效裁判认定张满故意杀人的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，申诉人张满的申诉理由部分成立。
这让张满看到了希望。他告诉本刊记者，就是靠这股气儿撑到现在。张满今年75岁了，有高血压，每天都要吃药，妻子张玉吉因受刺激患上脑梗塞。他俩每人每个月能领107元“老人钱”，张满因是退役军人，每月能再领200多元。
老两口在村里还有4亩地，已经无力耕种，大块的包给别人，一年能有2000元收入。一些小块的、没人要的地，他就种些小菜，平时到田里转转，捡些废料喂鸡。
▲张满家里除了不多的几块比较大的田租给别人种植，就剩下这些很小块的租不出去的，用来种些小菜给自家吃
家里住的房子是1980年盖的，是下兑村第一座二层水泥平顶房。张满本来打算盖一层，在建筑队的王世明建议直接盖两层，亲自画了图纸，还借给他300元。
时间仿佛在这个家里停滞了数十年，如今这里已是全村最破的房子，木制的门窗、昏暗的光线，客厅的陈设还保留着上世纪80年代的模样。
几年前，王世明离世，故人不再。只有张满等在原地，“等一个清白。”